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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于德水案看我国的法治之难  

2016-03-05 18:06:38|  分类: 热点杂评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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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于德水案看我国的法治之难

 

    从轰动全国的广州许霆案,到如今引发热议的惠州于德水案,至所以受人关注,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案件,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和零类性。所谓具有特殊性和零类性,就在于这些案例与普通案件,尤其是与那些频繁发生的贪腐案、欺诈案、抢劫案、盗窃案等等相比较,存在很大的本质差异与特殊之处。

 

其具体表现为:1),此种案件的发生率非常稀少,与贪腐、诈骗案件相比,其万分之一都不到。2),其发案之诱因和环境,也很特殊,侵害者与被侵害者之间,原告与被告之间,身份大不相同,地位天壤之别。3),执法者在对这些案件的定罪与量刑上,也很特别,他们在审案论案时,总是孤立的议事解意,不愿拿其他侵财案件作比较,具有明显的倾向性。

 

4),专家和媒体在论法说教中,不谈案件的特殊性和另一方的过错与责任,只是想当然的谈假设,这明显帶有偏见性。说法论案时,只谈民案,不谈官案,只责民,不责官,这让广大民众,如何判别我们的司法公平不公平?如何让人判别许、于两案的定罪与量刑公正不公正?

 

所以说,人们在评议法治与某些案件时,不能就事论事,就案论案的孤立看问题,孤立的妄议某种行为有罪无罪,某个判决是对是错;也不能盲目的认为凡法就有理,凡判必有罪,凡是执法者都能公平正义,凡是专家说的都是对的;更不能把某一个案例当作标准,把刑不上大夫当成天经地义之传统;否则,我们的立法执法就永远都不会有进步,也永远都不能实现公平公正。

 

同样的道理,我们在评议许霆案,于德水案时,也不应该孤立的单独谈论许霆、于德水两人是否有错、有罪,其量刑属重属轻,而不作全面的对比和全面的评议,不看其中是否做到了公平正义,是否做到了官民、贵贱人人平等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否则,我们的司法公开,让民议案、督案之开明做法,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作用。

 

也就是说,只要所有案件,尤其是属性相同或相似的案件(这里主要是指侵占钱财之问题),都应该有平等的立法、用法,平等的定罪、量刑和处惩才对;量刑轻重并不是关键,关键的是要公平正义,要官民、贵贱平等,这才是关键。

 

比如说,几个人犯同样的案件,我坐几年牢,你也坐几年牢,罚我多少款,也罚他多少钱,这才算公平,谁也无话可说。

 

拿许、于两案来说吧,你认为许、于两人作案的目的和手段恶劣,认为他们侵占的数额巨大,那好,那些目的、手段、数额比他们更恶劣、更巨大得多的贪官汙吏,抢劫犯,诈骗犯,是否能相应的加重定罪与量刑呢?这就是司法公不公的核心问题。

 

比如,抢了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的抢劫犯,诈骗了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的诈骗犯,贪腐了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的贪腐犯,能否按侵占钱财之多少,按比例和倍数的量刑呢?这也是司法公不公的问题。

 

至于侵占的目的和手段之恶劣程度,只要不偏心,也不难判别,别说抢劫犯,诈骗犯的目的和手段,比许、于两人恶劣和残忍得多;就是官吏和富贵们贪污、侵吞公私财产之目的和手段,也比许霆、于德水两人恶劣和卑鄙得多;且其政治影响和负作用之大,是许、于两案无法相比的;他们是否能得到应有的惩处呢?这才是我们在评议许霆、于德水案时,应该关注的。

 

这些侵吞、霸占、挥霍浪费国家和人民大量财富的,叛党、叛国的贪官汙吏,奸商逃犯,死不悔改的罪犯中,有几个能象一判许霆那样,判他们无期徒刑的?象处罚于德水那样,罚他们十分之一的罚金的?他们是否能象许、于那样缺钱,那样主动认罪和退脏呢?作为关注司法公平正义之人,这些都应该在评案议案时加以考虑的,否则就谈不上有良知、有正义感了。

 

近些年,贪污、侵吞几百万,几千万,甚至过亿、几亿的贪官汙吏,包括非法捞到巨款后,就携款外逃敌对国家的贪腐大案,叛国外逃巨贪案也很多,他们的处境和经济状况,都比许霆和于德水好千万倍,他们的目的和手段,也比许霆和于德水恶劣得千万倍,他们的贪婪胃口和侵占的金额,也比许霆和于德水的大千万倍,对他们的定罪与量刑,是否加重了千万倍呢?这就是司法公不公的问题。

 

小学生都知道,几万、十几二十万,与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,怎么能用=号或≈号呢?怎么能都叫数额巨大,数额特别巨大呢?就目前的贪腐程度来说,贪腐几万,十几二十万以下的贪官汙吏,可算是清官廉吏了,而且可说是凤毛麟角一样稀少了。

 

要知道,几万对穷苦人来说,是可改变全家命运的天文数字,可对贪官汙吏来说,当礼都嫌少,对权贵和阔老来说,连吃顿饭都不够。这也许正是贪官汙吏作了大案无所谓,农民工面对不公的定罪量刑,也频频谢罪认判之原因吧。

 

就目前来看,对贪官汙吏大案的量刑,大多也就是十几二十年,最多的也就几十年,判无期的极少。这种官民之间极不对等之司法,极不公平的定罪和量刑之做法,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,否则,我国的以法治国之愿望,就毫无意义,也不可能真正的实现。

 

一个因缺钱养家糊口和应急的穷苦人,在本没有贪念的情况下去存钱取钱,因金融单位监管者的失职,和柜员机的出错,才造成了许、于两人产生了贪念和侵占行为。就其责任来说,金融单位的责任是主要的,就其性质来说,这跟路上拾物不还,官吏公车私用,多吃多占,商家提价圈钱之行为差不多,而且其涉及的金钱数额差距巨大,为何对后几种行为,不定罪判刑呢?

 

当然,我至所以对许霆、于德水案的定罪量刑有看法,并不是说许霆、于德水,乘机侵占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是对的,没有错误;只是说定罪不当,量刑太重,存在官民和贵贱之间,各种案件之间的不平等司法;存在在立法、执法时,未全面的,平衡性的考虑问题,存在倾向性和不公平性,存在王权时代那种,看权势立法,看地位和贵贱执法之余毒。

 

另一点让我产生疑问与异议的是,司法机关在对许、于的定罪时,至所以一时用盗窃罪,一时又用诈骗罪、侵权罪等等,改来改去,也许相关的法律条文上,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规定,都是办案人胡定乱加的,不然为何罪名要乱改,量刑可以任意改变呢?

 

有专家辩解说,柜员机是机器,是死的,不会思考其行为之对错,出问题属正常和意外,谁也不能保证机器设备不出问题,所以不能怪柜员机,也不能怪金融单位。这种解释,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欺骗性,按照这种狡辫,那工厂的设备因故障伤了工人,各种因机器故障损坏了财物,造成了事故,司机因车辆故障造成了事故,撞死了人,也不应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了罗?作为法律专家,说出这种不符合法律逻辑和人之常情的话,也不怕人笑掉牙!

 

我和许多人一样,至所以关注此种案件的处理,不是只为了关注一两个当事人的命运,更主要的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公平合理,为了让我们的社会,能真正推行和实现公平公正的法治。

 

大家都知道,真正的法治之核心,就在于公平正义,只有人人平等之法律,才是公平之法律,只有不看贵贱和地位之执法,才是公正之执法。

 

法律,是法治之基础,要法治,就必须先立法;而所立法律之好坏,将决定着执法之好坏,决定着法治之好坏,决定着法律是否有威信;故,要想实现以法治国,和依法治好国,不但执法要公平公正,立法同样要公平公正,两者不能偏颇。

 

在明明知道我们的法律和执法存在不公,存在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之情况下,如果我们的立法和执法精英,仍然无动于衷,仍然有问题不肯承认,不肯改进和纠错,甚至还要狡辫,这就太不应该和危险了。

 

如果我们的广大国民,仍然认为国家的立法和执法,别人的案子与己无关,仍然对立法执法的对错无动于衷,或盲目表态,我们的法治又那来进步呢?民众监督又从何谈起呢?

 

当那天你也需要求助司法,需要司法得护时,或碰上司法不公时,你也许就会知道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了;不过,那时才明白和后悔,也许太晚也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大直言  2016-3-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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